中东地区自古以来就是群雄争霸之地，存在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和地缘矛盾。二战后，美国等域外势力的介入使中东地区更添动荡。
比如，中东地区所谓逊尼派和什叶派之争，实际上就是美国和伊朗之争。发生在1980年代的两伊战争，更是中东国家重新站队的标志性转折。
两伊交战最根本的原因是领土之争，但论起最深层的因素，还是他们在宗教上的分歧。
伊朗和伊拉克同属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却因分属两大教派，存在严重的教徒分歧和矛盾。伊朗95%的人口是什叶派教徒，掌握着国家政权，伊拉克60%的人口也是什叶派教徒，却是由人口占少数的逊尼派教徒掌握政权。
因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一直势不两立，什叶派在两伊之间的地位又形成强烈反差，两伊也就长期不和。
等到1979年什叶派领袖霍梅尼领导革命，推翻了伊朗的巴列维王朝，并对外“输出革命”，造成伊拉克南部什叶派聚居地区的动荡，对伊拉克的统治阶层造成严重挑战之后，两伊的宗教矛盾越发加剧。
伊拉克决心趁国际上孤立、疏远伊朗，以及伊朗出现内乱的时机，向伊朗开战。
伊朗在国际上受到孤立、疏远，和其1979革命后选择脱离美国阵营并与对抗脱不开干系。此时，原本与其相安无事的多数阿拉伯国家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也在逊尼派大旗的蛊惑下，选择帮助伊拉克挡住伊朗这股什叶派“祸水”。
就这样，中东绝大多数国家都被卷入这场“二战结束以来人类最残酷、最具破坏性的战争”之中。
令人震惊的是，两伊战争期间，霍梅尼领导的、由波斯人掌握核心权力的伊朗教士集团本来处于不利地位，却还是以常人所不能想象的“拼劲”，抓住了巩固神权体制、整合权力的历史契机。
本来，因1979年革命后的大清洗，伊朗国防力量受到了严重削弱，内部更有少数民族武装叛乱，徒生动荡。在这个当下，两伊战争的爆发，反而有助于伊朗教士集团转移内部矛盾。
伊朗教士集团趁机进行了“神圣抗战”的叙事，构建了以“抵抗”为核心的国家认同，不仅将自身塑造为伊朗民族利益的守护者，强化了革命政权的正当性，还为后续对抗美国制裁和孤立提供了精神资源。
这期间，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宗教动员，声称“若战死即可开启天堂之门”， 组建了“天堂钥匙敢死队”。伊朗12至17岁，甚至低至9岁的未成年男孩被广泛征召，成为冲向伊拉克布设的雷区、为后续部队开路的炮灰。
伊朗官方承认，约有3.6万未成年学生在这场战争中阵亡，而第三方估计死亡人数在3万至8万之间。
通过两伊战争，伊斯兰教士集团将革命卫队锻造成了听命于最高领袖的准国家武装，成为教士集团维持统治的核心工具，还以支持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等的方式，构建起了覆盖中东的什叶派势力网络。
此外，以“国家利益”为名，伊斯兰教士集团残酷镇压并系统性清除异己，到战争结束时，伊朗教士集团完全掌控国家机器。
就这样，伊朗教士集团从脆弱的新生政权转变成了中东什叶派势力的核心支柱。
佳禾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